我们都清楚，解放战争最终是由我党取得了胜利，但这个结果的获得绝非轻而易举。战争初期，尽管人民军队取得了多次局部胜利，但从整体战略态势看，依然处于被动防御的阶段。
最典型的例子要属苏中战场，粟裕率领部队虽然连续打出七场全胜的佳绩，却最终不得不放弃原有根据地，北上山东与陈毅指挥的部队会合展开联合行动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战争长期集中在解放区境内，国民党军队即使战败，也有余力整顿兵力，继续作战。
在解放区发生战事时，百姓被迫流离失所，地方建设频频受挫，资源供应难以持续跟进。即便取得胜利，也往往是在吃力不讨好的环境下作战，实际处境颇为艰难。
中央领导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，决心将战火从内部推向外线，主动出击，将战场开辟到国统区。那时，我军主力部署在陕北、东北、山东、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地区，其中晋冀鲁豫承担着最为沉重的压力。
晋冀鲁豫解放区以太行山为中心，横跨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和江苏五省，地理位置特殊，不仅切断了西北、中原和华东三大敌军区的联系，也因此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敌军夹击。
展开剩余82%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间，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，夺回25座县城，消灭国民党兵力超过20万。虽然战绩辉煌，但随后24座县城或主动或被迫地被敌军重新夺回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战局日益严峻。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之前，晋冀鲁豫控制的县城锐减，仅剩阳谷、寿张、朝城、茌平四个县，太岳区大部分沦陷，豫北地区除林县、武安、涉县等几个重要县城外几乎全失。
中央和刘伯承、邓小平两位领导人达成共识，必须转向外线作战，由晋冀鲁豫肩负起反攻大任。1947年8月4日，毛主席下达命令，刘邓大军即刻向大别山区进军。
起初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部分将士难以理解为何要长途跋涉至外地作战。对此，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动员大会上作了详细解释。
邓小平指出：一年多的内线作战让部队和百姓苦不堪言，农民的家禽牲畜日渐减少，村庄里的树木也愈发稀疏，继续在解放区内苦战已难以为继。
刘伯承补充道：内线作战已经使民众贫困，物资人力严重匮乏，转向外线开辟战场，安徽、河南、苏北等地拥有丰富的兵源和物资保障，建立新的政权，破坏敌方后勤，才能从根本上削弱敌人。
仅仅三天后，晋冀鲁豫野战军6个纵队约12万人整装待发，踏上南下大别山的征程。经过20余天的艰苦奋战，终于进入了这片革命老区。红军时期，红四方面军曾在这里战斗多年，当地百姓对革命抱有深厚感情。
然而，随着国军反扑的加剧，刘邓大军遭受惨重损失，甚至丢失了临时司令部设在新县的控制权。随着战事持续，部队生存空间日益缩小。1948年1月15日，邓小平无奈致电中央，称局势严峻，若想扭转战局，必须歼灭国军主力之一，但以当前兵力无法独立完成任务，请求批准撤出大别山。
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，立即回复让部队坚持几个月，届时将调华东粟裕部队渡江支援。毛主席当时计划，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的1、4、6纵队于1948年夏季渡江执行“围魏救赵”行动，随后3、8、10纵队在1949年春季跟进，旨在吸引国军约三十个旅兵力，从而改变中原战局。
谁也未曾料到解放战争进展如此迅速。毛主席甚至设想成立东南分局和东南野战军。但当命令传达至粟裕时，他却表达了不同意见。
粟裕对战局有自己判断，认为在双方僵持状态下，派遣十万大军南下风险极大，不如留守中原稳扎稳打，伺机歼灭国军主力，获得更大胜利。因此，他果断发出“子养电”，表达不同意渡江的立场。
毛主席和刘邓在审阅粟裕电报后均认为其意见合理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危机也亟待解决，2月7日，毛主席同意刘邓撤出大别山的请求。
因国军严密封锁，晋冀鲁豫野战军冲破重围极为艰难，直至3月28日，刘邓大军主力才成功脱离大别山。除留守部分人员外，部队主力仅剩5.86万人，损失惨重。
为何兵力强大的刘邓大军难以扎根大别山这片革命老区？原因有两方面。
一方面是自身因素。刘邓麾下士兵多为北方人，对大别山湿润气候和复杂地形不适应。该地区蚊虫繁多，战士们被叮咬得浑身包块，严重削弱了战斗力；山高谷深，道路崎岖，平地多为农田，而部队纪律严明，禁止破坏民众生计，导致重武器和运输用马匹无法充分利用，只能被遗弃。
战士们多在野外驻扎，饮水成为一大难题。大别山井水稀缺，士兵们只能饮用山沟、鱼塘水，水质差且含有害物质，加之长时间行军和战斗，健康状况恶化，痢疾、疟疾病例频发。补给困难，药品短缺，甚至衣物需自行解决，极大影响了战斗效能。
另一方面是敌方政策。虽然大别山是革命老区，但红军撤退后，国民党反动势力严酷镇压当地群众，凡是同情革命的人士无一幸免。
抗战时期，国民党桂系势力深耕该区，先由廖磊主政，后由李品仙接任，推行民团制度，所有成年男子均需参加军事训练并登记造册。当地百姓惧怕被连坐惩罚，根本不敢支持刘邓大军。
缺乏群众基础对孤军作战极为致命。
1947年11月，蒋介石成立“国防部九江指挥部”，派白崇禧统领33个旅对刘邓军发动进攻。白崇禧手腕高明，严禁各部队单独作战，要求进攻必须两军协同，这大大限制了我军发动类似高山铺歼敌战役的机会。
他利用熟悉地形优势，多次派小股部队尾随我军，打能打的，制造威胁气氛，压缩我军休整时间。
此外，他推行“联防”“连坐”政策，在关键交通要道设卡，切断我军与群众的联系，给伤员安置和粮食补给制造了巨大困难。种种因素最终迫使刘邓大军不得不撤出大别山。
若从单一部队角度看，挺进大别山损失惨重；但从全国战局来看，刘邓大军的牺牲是小我成全大我。他们吸引了敌军主力火力，缓解了其他解放区的压力，更成功地将战火引至国统区，让敌人切身感受到战争消耗之重。
他们出征时已预料可能遭遇重大挫折，但为了民族解放，毅然决然冲锋在前，这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勇气。
正是无数不惧牺牲的英雄，铸就了新中国的基石，他们理应被铭记与敬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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